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及国内经济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地域上邻近的不同规模等级和功能相异的多个城市集合而形成的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带等板块区域，日益成为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在近日召开的第五届长江经济带发展高端论坛（2022）上，与会学者就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优势互补促协同发展
与传统意义上毗邻城市间的合作不同，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部，绵延约205.23 万平方公里，节点城市间的合作面临自然条件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区域特点与区位特征等多方面问题，同时受到跨越行政区边界和地理空间限制的约束。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认为，枢纽城市与城市腹地关系密切，腹地区域是城市、港口、港口城市等枢纽对经济要素产生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地域范围。城市群发展的核心是提升自身组织效能和竞争力，实现合作规模效应。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吴传清建议，以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为核心加快发展都市圈，强化各相关城市的主辅配套和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城郊经济，打造“反磁力中心”，推动大中小城市在都市圈形态下协调发展和一体联动。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表示，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群。经过多年快速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在一体化的空间结构、联动发展体系、城市职能分工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四个方面与世界级城市群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多学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如何评估城市间一体化发展能力与协同发展能力？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邓宏兵研究发现，从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来看，创新环境建设呈现良好势头，高技术产业与创新环境耦合度高，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地区的创新环境建设。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与创新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11 个省级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的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逐渐缩小，空间差异呈逐渐缩小态势。
通过构建“绿色资本—绿色增长—绿色福利—高质量发展”研究框架，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耀彬发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说明，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初期，产业间溢出与产业内溢出能够形成耦合联动效应；当绿色发展进入中后期阶段，产业间溢出与产业内溢出的叠加效应与替代效应愈发显著，削弱了耦合联动效应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区域一体化条件最好的区域，肩负着建设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重任。长江经济带的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不是互相之间的竞赛，而应更多地放在全球视域的大视野中观察。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经济、科技、设施、生态四大领域18 个指标的长三角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能力呈现东高西低分布，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杭州、南京、苏州、宁波、合肥、无锡等城市和沿江沿海城市为节点的“Z”字形发展轴。整体协同能力及其经济、生态领域呈现显著的邻近扩散效应，一体化特征显著。他认为，长三角三省一市有必要对标世界先进标准，建立统一的企业服务平台，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一体化。
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5 月/9 日/第 001 版